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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高質量發展” 內涵何在?

2018年01月15日 上午11:46

十九大報告關於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提法,應該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作出一個重大判斷,即,由 “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基本特徵,並正式定調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戰略,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可見,“高質量發展”將代替“高速增長”成為今後中國經濟新的與根本性的發展目標。

既然如此,“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內涵到底是甚麼?看似容易理解,實際卻不盡然。目前,似乎各有各的解讀,正如有人說是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高質量發展”。比如,有人認為就是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所需的發展,也有人說是以科技創新驅動代替要素驅動的發展,還有人覺得是高經濟效率的發展。

筆者認為,這些都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面,但都不足以涵蓋“高質量發展”內涵的全部。既然是新時代的基本特徵與根本性的發展目標,其內容必定是豐富與多方面的,應該更加高屋建瓴地對其進行概括與把握。

可以說,“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各項經濟轉型的一個綜合性表述。結合十九大報告與2017年經濟工作會議關於經濟轉型的各項表述,並針對過去幾十年來“高速增長” 的一些負面後果,可從以下若幹個方面來概括與把握其主要內涵。

首先,“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造福於人民無疑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但有直接造福與間接造福的區別。直接造福好理解,間接造福則是通過整個經濟環境的改善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效果在一段時間後才能實現,有可能時間很長,甚至可能最終偏離目標而不能實現。在過去的“高速增長” 階段這種間接造福的比重過高。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要提高經濟發展直接造福於人民的比重,相應地減少間接造福的比重。即,更直接進而更迅速地造福於人民,包括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質的環境與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應該是“高質量發展”的首要內涵。

第二,“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為平衡的發展。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是多方面的,既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城鄉之間的生活差距,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競爭性差距,也體現為經濟、產業與產品供、需之間的結構性不匹配。這些都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存在的嚴重問題,也是過去“高速增長”的副產品。減小這些不平衡已是當務之急,應是 “高質量發展”的第二大內涵所在。

第三,“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低風險的發展。十九大報告與2017年經濟工作會議都特別強調防範化解風險的重要性。過去的“高速增長”在促使我國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也為經濟與社會積累了很多風險,包括房地產市場風險、債務風險、資本市場風險以及社會穩定性風險等,尤其是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止這些風險發展成為經濟、金融或社會危機,是保證今後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降低這些風險是 “高質量發展”的第三大內涵。

第四,“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以創新驅動的發展。過去近40年來我國以勞動力與資本驅動的外延式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已遇到了瓶頸並衍生了很多低質量發展後果。尤其是,世界經濟正在進入以互聯網及其應用為代表的第4次工業革命時代,我國經濟要進一步發展並行至世界經濟的前沿,必然進一步要從舊的勞動力與資本驅動的模式轉向新的以創新驅動的模式,以站在第4次工業革命的前列。這應是“高質量發展”的第四大內涵。

第五,“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高經濟結構水平的發展。我國經濟在規模方面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最大貿易國,但在經濟結構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而言仍處於中下水平。宏觀經濟結構中投資比重依然過大,消費比重仍有待提高;產業結構中傳統行業仍佔多數,新興行業不夠壯大;企業結構中國有企業依然主導,民營企業仍居下風;技術結構中中低技術仍為主流,高新技術仍在發展之中。經濟結構向更高水平的升級,若幹年前已經開始,但遠未完成,繼續並完成這一升級,也必然是“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內涵之一。

第六,“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高經濟效益的發展。效益無疑是質量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也是最易為人所理解的質量。我國的經濟效益,無論是從宏觀層次的人均GDP、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與投入產出率,還是中觀層次的能源 / 資源消耗率、產能利用率、資金使用效率與科研轉化率,或是微觀角度的人均產量、產品銷售率、銷售利潤率與中高產品佔比等,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距離。提升經濟效益自然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之一。

第七,“高質量發展”應該是更加綠色的發展。綠色經濟是今後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與新增長點。儘管最近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但我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堅守協定並堅持綠色經濟發展的方向。就我國而言,過去幾十年飽受環境汙染之苦,確保經濟向綠色方向發展對於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及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都具有特殊與不可低估的意義,也必將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內涵。

分析了以上七大內涵之後,筆者還想特別指出,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即不追求高速增長而著力於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並不意味著就完全不講究經濟增長速度了。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質量之間是一種即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辯證關係。矛盾的一面是,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可能降低經濟發展質量,就像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依存的一面是,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支持。不能想像在經濟零增長甚至衰退時經濟發展質量能夠得到全面的提升。辯證法告訴我們,數量與質量是辯證統一的;沒有質量的數量沒有意義,但同時沒有數量就不可能有質量。因此,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沒有真正的經濟發展質量。在“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我們不再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不能容忍經濟沒有增長或過低增長,而應該保持符合新時代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中高速增長。這也可以認為是“高質量發展”的第八大內涵。

2018-01-11  廖群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廖群為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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