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城市与未来产业的关系，深圳需要更多忧伤的文科男

为什么说中国经历40多年的改革发展，深圳会成为众多制度实验和企业实验的一个重要场所？

从中国百年商业来看，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这100年里，中国几座最伟大、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香港、深圳，他们早年都是小渔村，后来却成为了中国最伟大的城市。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100年的现代史，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全球化、开放的历史，这些小渔村就在大海边，所以他有很多创新的可能性。对比杭州、上海和香港，深圳有几个挺特殊地方，我觉得它在40年的历史中有几个唯一。

第一，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是全中国所有城市中唯一一个拥有三个制度红利的城市，但这不是中央政府主动安排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官员去争取的一个结果，比如，1979年深圳成为特区，蛇口工业局在袁庚先生的争取下，能够有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地方来搞工业区。

中国当时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四大特区，为什么深圳发展最快？

很大的原因是过去的这三四十年，深圳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深圳的土地出让金的创新、中国最早的商品房改革的创新及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制度的创新等，使得深圳在中国最早期的特区中，成为了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中国资本市场已走过了30多年，有一年12月份的时候，深圳和上海相继成立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在2009年的时候，深沪两市的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中，上海占比84%，当时中国最好的、最大型几个上市公司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但是到2019年，深圳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已经达到40%，而中国70%的高新科技企业是在深交所上市的，我们除了主板，还有中小板、创业板。所以即便是在交易所市场中，深圳也体现出了创新的力量。

第二，我觉得深圳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可能是唯一一个无法用方言的全国的城市。

1979年，整个宝安线31万人，现在深圳的总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00万，加上流动性人口已经是个2000万人口级的一个超级城市，说明深圳有一个非常浓厚的移民的文化。

其实你回想一下，当年的上海和香港。上海当年开埠以后，没有所谓的上海人，来的人主要是宁波人、湖州人、嘉兴人等。然后不同的人到了上海以后，他从事不同的职业，当不同的人聚集到一个程度，慢慢它有上海的方言和上海话，我觉得深圳在过去40年中，所谓孔雀东南飞，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年在80年代在上海复旦读大学的时候，吃完饭拿了一个锅旁，突然间开倒推里面贴了一个招聘，他贴了一个海报，说我们一起去深圳，我们一起去海南，所以深圳这些年的一个发展，跟大量的移民人口进入有很大的关系。我到今天所认识的所有的深圳企业家，我刚才盘算了一下，只有一个土族。是腾讯的5个创始人之一张志东，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大概都不是统筹意义上的深圳，所以这个是真正在过去40年真的吃到了中国精英的一个红利。

第三，我觉得深圳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小政府的城市。回想一下，在服务型政府这个方面，全中国做的最好真的是什么？我去年做了一个节目，在全国选了12个城市去做一些调研，然后拍了一个纪录片，到深圳以后，我就采访了一些深圳的企业家。

我去年采访的那些深圳企业家，我说如果你在深圳有这个区搬到那个去，你会受到阻碍吗？他说没有。深圳对创业企业很多的制度性的一些福利，在全中国所有省会城市和中央直辖市里面，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在部分土地出让金部分比例最低的，它长期低的30%以下。

像我的家在杭州，去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70%，一般的省会城市基本上在50%以上，在深圳很长时间里面，它在这一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很高，同时它对企业的服务性非常强。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到今天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服务性政府，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深圳政府。

第四，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深圳是唯一一个拥有多元化公司的创新城市。中国这些年每一个时间段或者每一个阶段，都会在一些区域出现一些制度性的创新。比如说在80年代就苏南模式，就集体经济的创新，再比如，费孝通先生提出温州模式，那就是私营企业的创新。在泉州、浙江台州地区，这些模式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只有在深圳一直到今天。

深圳有很好的企业，比如平安，平安那时非常小，原来只是蛇口工业区的一个三产公司，一个服务公司，但到今天，我认为是现在中国最好的混业金融改革的企业之一。

腾讯，我曾经花了5年多时间来写腾讯传，即便跟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相比，中国的这些BAT企业仍然在公司治理和商业模式上，甚至在经营理念上有很多的创新。

今天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实践这些模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我们在腾讯、在互联网公司中看到了它的创新。可以说中国互联网20年是跟着美国人走。但是到刚刚过去10年的移动互联网，我们会发觉说中国这些公司慢慢形成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从产品到商业模式到公司治理结构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再比如说华为公司，他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标杆。除了这几个大型公司以外，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华强北。我去年进了华强北的手机市场，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让我拍照片。

我用手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时间，亲手装了一台手机，然后他们跟我说，你装在手机中的每一个部件都是在深圳方圆100公里以内能够采购到的。所以，华强北是中国专业市场今天还存活下来的非常有意思、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杭州这几年发展也很快。

如果你把杭州和深圳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在城市能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在制造业环境上，深圳能够生产很多精密仪器和精密仪表，我到东莞到顺德去做调研的时候，他们的配套工厂都在深圳周边。

如果把深圳未来的大湾区，跟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比的话，第一深圳所具备的制造能力都是极其罕见的；第二，因为有交易所，这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它的金融属性非常强；第三因为有腾讯、华为这些都具备强大的互联网的基因的企业。

所以你看在今天的全世界所有的湾区和大型城市中，要同时具备制造、金融和互联网三大经济体的城市，我算了一下，大概是没有了。

第六点，我觉得深圳是唯一一个被理工男统治的，真是很不容易。

去年我来深圳有一个副市长问说，先生我们开发30年，帮我们提一些意见。我说深圳空气也很好，非常年轻，非常有创业氛围。但唯一拿深圳跟上海、北京相比的话，有一个挺大的缺点是什么？如果你要听一个好的音乐，一个好的舞蹈，如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产品，深圳不是前三名。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被理科男统治的城市，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文科男也来到此地。

面向未来，我觉得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都在想，我们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在哪里？

在1980年，美国的未来学家的托勒夫写过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那一年美国经济非常的差，198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负0.2%，通货膨胀率13%。整个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陷入到了一个停滞，托勒夫说人类文明第1次叫做农耕文明，第二是工业革命，今天的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的推动已经结束了。所以当时我们说会出现第3次浪潮，这是一种新文明的形态。

中国经济最低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4%，今天我们通过了40年的努力，就回到了15%左右。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中的比重超过了美国，所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赶上了第2次浪潮的末班车。

当第3次浪潮到来的时候，你看中国赶上了头版车。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互联网公司，都很年轻。在2019年，如果你把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三个人加在一起，在2019年，他们三个人平均年龄才50岁。如果你把过去10年中国另外几家公司，比如说美团、滴滴、今日、头条，这三家企业的创始人年龄加在一起，2019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6岁。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130多家高科技企业，，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4岁。所以过去十多年中国确实在互联网领域里面，年轻人创业获得很大的成就。

那么接着我认为到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着新困难，甚至第3次浪潮，互联网革命的红利都已经迟到。2018年到2019年，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人口只增加了210万人。

那么接着又出现了第4次浪潮。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可能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城市跟未来的产业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跟未来中国的消费发展有什么关系？

2020年是中国的全面小康年，其实中国在今年能够进入全面小康挺不容易的，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贫困县以下人口还有多少人？还有将近9000万。根据执政党的宣誓，到今年年底2020年底，中国要没有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没有一个贫困县的人口。

另外在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第1次突破了1万美金。这个数据在中国百年的现代史上也挺有意义的。

美国当年是靠创新，当年的美日贸易摩擦跟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不断的驱动人不断的经济封锁，不断的要求你开放国内市场。当年干到80年代开始，今年在咱们中国上重新干一遍，当年日本人没有办法。

所以石先生在杭州开板的西湖大学希望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优秀人材能够回国内效力国家。

我讲到过一个数据，十年前中国的大数据园区不到10个，但到了2019年底，全中国的大数据园区220个。中国的基因药源区十年前不到8个，到去年年底196个。

在2015年，美联社已经有机器人记者开始写新闻报道，一天可以写600篇公司的研报分析。所以每个无论是做写作的人、做律师的人，每一个产业人都在想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2019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是贵阳，排名第一。靠什么？他把全中国的存储器都放到他的山洞里去。它的绿色，它的空气环保和大数据产业和云计算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城市都在想，我们跟跟这些新兴产业的关系。

我觉得深圳在未来仍然会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因为每个好的城市都需要有4个年轻。第一需要一个年轻人；第二需要有年轻的产业；第三需要有年轻的钱；第四要有年轻心态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