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港股100强研究中心主办、香港财华社协办的“双循环时代的金融全球化”系列沙龙第五期于6月3日通过线上直播方式举行,主题聚焦碳中和目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投资机会。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国网能源研究院电网所智能电网研究室主任代贤忠进行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碳中和对能源领域的影响,主要是十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是能源燃烧,其中,电力领域和工业领域占的比重比较多,分别占40%。因此,电力领域和工业领域会是减排的重中之重,需要加快实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具体来看,2020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110亿吨,其中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达88%。从终端领域来看,能源燃烧排放中,电力领域约占40%,工业领域约占40%。从国外主要国家的碳减排战略来看,也是把电力和工业领域作为减排的重要领域。
第二个认识是,我国能源消费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需要秉持“控总量、调结构”的总体思路,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具体来看,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仅有16%,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4%。就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碳排放来讲,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水平高出更多。
综合国内外的相关机构预测结果研判:我国一次能源消费 2030年左右达峰,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会提升到26%以上;单位GDP能耗将会持续下降。
第三个认识是,碳中和将推动化石能源重点作为化工原料使用,有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承担能源供给作用。作为原料利用的绿氢,将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新的一种物质载体。远期煤炭将主要承担应急保障和战略储备职能,需要足够的应急产能储备能力,天然气将部分承担支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灵活调节职能,需要有一定的应急供应能力。可再生能源制氢在工业领域作为原料使用,拓展了可再生能源的新的物质载体,对可再生能源消纳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个认识是,随着高耗能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此消彼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碳排放进入自然达峰进程,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提高终端电气化水平,是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从总的终端能源消费来看,当前的电气化率为27%。如果从工业部门来看,钢铁、建材、石化三个高耗能产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一半以上,碳排放占全国能源燃烧排放的36%以上。这三个高耗能行业,目前的能源消费都以煤炭为主,电气化率在10%左右。预计这三个高耗能行业的电气化率将会有较大的提升,进而促进高耗能行业减排。
第五个认识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电力领域减排的关键举措,需要从过去的主要由供给侧发力,逐渐转变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调动全产业链和全社会资源来共同行动。
未来,煤电将在极端和应急条件下发挥托底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为了适应集中式和分布式可再能源并重发展格局,推进分布式能源、大电网和微电网的协调发展,电网形态将会发生深刻的演变。需求侧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升级和应用,将会提供更多的灵活性资源,利用这些需求侧的灵活资源,可以弥补高成本的储能建设带来的投资压力。
第六个认识是,电力领域在我国碳减排格局中处于关键环节,起到了承接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碳排放转移的作用,可以发挥以电力晚达峰支撑其他领域的尽早达峰的作用。除了化工等少数领域之外,钢铁、水泥、炼油、建筑材料等工业领域,预计基本上能够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受这些领域的电能替代影响,电力行业承接了相关领域的碳排放转移,预计在2028年左右,电力行业将实现碳达峰,晚于上述主要的高耗能行业的达峰时间,同时随着新能源、储能、 CCUS等技术经济性的进步、提升,以及商业化应用的推广,2060年电力系统将实现碳中和。
第七个认识是,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能源“不可能三角形”的内涵将发生演变,需要在动态变化的关系中加以认识,指导解决安全性、环保性和经济性的统筹协调问题,其中技术进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整个能源系统的安全将从以石油为主的安全转向以电力为主的安全,极端事件下的安全性的底线要求会更加突出,环保性方面会成为硬约束,环境成本逐步内部化,不断地改变技术经济性的边界,激发出新技术的出现和商业化的应用。
低碳技术应用受到成本约束下降,通过碳价格或绿色溢价相关机制,可将成本疏导至全社会承担。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会非常显著,特别是氢能、新型储能、新型负碳技术的技术经济性的平衡点将会加速到来,迎来商业化应用的前景。
第八个认识是,碳中和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四大领域,以及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协作,既要致力于减少直接碳排放,也要致力于减少间接碳排放,还要致力于助力产业链其他企业的减排,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整体减排。不管是范围一的直接排放,还是范围二的间接排放,还是范围三的企业产业链中的排放,都是各主体、各行业应该逐步共同协作加以解决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问题。
第九个认识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应该引起全面、客观的重视,认识到提升森林、农田、草地、湿地、土壤、海洋等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重要性。有关研究显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贡献30%左右的,而且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减排量。
第十个认识是,碳排放具有复杂的跨时空负外部性,当前的价格信号难以完全反映外部成本,低碳技术和产品具有较高的绿色溢价,需要协同创新碳税、碳交易、电力市场、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政策机制来疏导相关的成本。
无论是电气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是在化石能源基础上配上碳捕捉技术,都需要新的能源电力设施的投入,因此碳减排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额外的成本。但是由于我们经济活动对短期和局部成本和收益更为敏感,碳排放的跨时空负外部性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会出现所谓的价格信号失灵的现象。因此,需要建立碳交易,碳税来形成碳价格,疏导相关碳排放的成本。通过绿色溢价评估机制,利用信贷、债券、公共投入、股权融资等金融工具来降低绿色溢价,利用产业政策、社会政策来保障不同人群、产业、地域间的减排和转型的公平性。电力作为承载四大领域碳减排转移的关键环节,起到将碳价格向各主体传导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衔接机制。
最后,碳中和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且从远期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它将决定未来我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体系中的竞争力。企业在碳中和的进程中承担着主体作用,科技在碳中和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碳中和中将会发挥关键作用。期待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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