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美国通胀，与七十年代“大通胀”时期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政策环境：财政相对主导，联储屡屡误判

首先，我们认为货币财政双宽松是推动通胀及其中枢持续高企的根本力量。疫情以来的货币和财政宽松程度远超“大通胀”初期（1965年-1970年），为高通胀埋下后患。无论主动支持还是被动为之，客观来看，疫情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配合程度达到二战以来之最[1]，财政政策相对主导了宏观政策范式。从货币供应量来看，1965年一季度年至1970年四季度M2同比增速均值为6.6%，而2020年一季度至2021年四季度M2同比增速均值高达18.0%，远超历史上任一时期。总量之外，M2的结构更值得注意，其中财政“放水”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力量[2]，践行了“直升机撒钱”。此外，美联储QE客观上支撑了疫情以来史无前例的政府债务发行，2020年以来美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维持在超过120%的历史高位，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比例也超过20%，创历史新高。根据价格水准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大规模财政扩张推动政府债务上升、货币政策较高的配合度、对未来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扩大的预期等均将推升通胀。往前看，虽然货币和财政将将边际紧缩，但从存量角度，相较于历史，货币和财政在较长时间內仍显宽松。

其次，“大通胀”时期美联储起初对通胀压力的低估与不作为是后期通胀失控的重要原因。在“大通胀”初期（1965年-1970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麦克切斯尼·马丁低估了通胀压力的持续性，十分重视促进充分就业。即使在就业率已低于4%的情况下，美联储依旧在1967年6月与1969年7月两次降息，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虽然后来马丁已意识到其错误的货币政策将使美国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通胀压力，但其继任亚瑟·伯恩斯并未重视通胀问题。伯恩斯认为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是食品和能源等不稳定的“特殊因素”导致的，这是与货币政策无关的“噪音”[3]，核心通胀这个新的“温度计”也由此而诞生。而不久之后这个新的“温度计”也全线飆红，通胀彻底失控。在伯恩斯错误的判断与多重供给冲击的影响下，美国进入长期“滯胀”。1979年，沃尔克受命出任美联储主席开啟超常规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问题，联邦基金利率一度提升至20%。尽管沃尔克成功制服了高通胀，但也使美国陷入了20世纪30年代后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反观当下，似乎能看到“大通胀”时期初期美联储的影子。在2021年美国通胀问题初现时，美联储多次强调通胀是“暂时的”，但随后屡超预期的通胀资料和美联储不断上修的通胀预期表明，疫情后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剧使得政策制定和执行面临“大缓和”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倘若此次美联储不更加及时、果断和有力地直面通胀，或将再次成为通胀失控的推手。

二、供需失衡：供给约束难言缓和，长期隐忧日益浮现

首先来看供给冲击导致的供应短缺。美国经济在70年代接连遭受了多重供给冲击，“尼克森冲击”、以及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导致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飆升是推升通胀的重要供给侧因素[4]。当前，能源、穀物以及工业金属等市场的供给压力亦不容忽视。

► 第一，石油生产国的地缘冲突风险，加剧能源价格压力。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国际原油价格在十年间累计上涨约32倍，成为美国大通胀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第一次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诱因分別为第四次中东战争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回顾发生于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战后，以阿拉伯国家为首的石油生产国以石油为武器，分別通过“提价、减产、禁运、断供”等制裁美国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进而诱发“第一次石油危机”[5]。而当前俄乌边境局势紧张，背后则是俄罗斯与北约国家正在进行的地缘政治博弈。虽然目前俄乌局势边际缓解，然而风险并未解除。据中金大宗组测算，若俄罗斯原油出口受到波及，全年油价可能面临30美元/桶的供应溢价。（详见《石油：“站立硬币”的两面》和《简评俄乌局势对大宗商品的影响》）此外，1月OPEC+增产幅度放缓、利比亚因管道维护而减产叠加疫情引致的供应链瓶颈问题，可能强化供应风险对全球能源成本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 第二，全球粮食供给压力加剧。回顾“大通胀”期间，1972年爆发厄尔尼诺事件，极端天气导致全球范围內粮食紧缺情况恶化，并引发后续的1972-1974年世界性粮食危机。粮食价格的上涨也进一步推升物价普遍上涨，使得美国通胀进一步失控。当下，全球粮食存在一定风险。过去两年，受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影响，全球粮食产量面临减产风险。此外，除全球气候影响外，目前全球粮食供给还受以下因素影响：（1）新冠疫情对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疫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受阻使得食品行业生产承压，产出大幅下降。2021年全球粮价上涨逾40%。（2）地缘政治风险。俄乌同为全球重要的穀物供给国与出口国，俄乌局势不确定性加剧市场对粮食供给的担忧。（3）全球化肥杀虫剂等产品价格飆升。供应链持续中断导致全球化肥价格在过去18个月中上涨约2倍，进而可能会抑制未来一年全球农作物产量。

► 第三，大宗商品市场部分重要商品库存正处历史低点，供应风险加剧。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工业金属以及部分农产品等重要原材料库存正处于历史低位，使得价格对轻微扰动非常敏感（详见中金大宗组《投资错位与低库存：缓不济急》）。目前，全球工业金属紧张的供给形势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经济复苏致使需求激增叠加疫情致使的供应链瓶颈，以及传统行业长期投资不足等。其中，乌克兰作为工业金属重要出口国，俄乌局势不确定性加剧相关金属价格波动，助推短期期货价格与现货溢价。叠加全球需求增加、供应链瓶颈恢复受限等因素，全球供应链中工业金属库存迅速消耗。供给稳定性下降加之库存告急等短期警报的拉响加剧相关商品价格上涨风险。

除短期因素以外，影响工业金属库存的中长期因素也进一步凸显。近十年来，传统行业回报率低迷、全球碳中和政策与ESG投资概念兴起等制约资本流向传统行业，导致传统行业长期投资不足，其中对油气等化石燃料行业与传统冶炼行业影响更为明显。传统行业投资不足与基础设施老化使供给能力迅速下降，继而成为能源成本飆升、重要大宗商品供应短缺的重要因素，致使价格中枢易升难降。具体来看，新经济转型增速（先进製造业、新型能源等）不及预期难以填补日益增大的供给缺口。能源成本的上升以及碳排放的限制迫使中国、欧洲等地区大量有色金属冶炼厂降低产量。疫情爆发后，各国封锁政策使得全球运输能力下降、库存大幅消耗。随着疫情后各国经济逐渐进入复苏，需求大幅上升，库存见底进而放大供给缺口，使得传统经济欠投资的问题凸显。叠加疫后可能开啟的全球新一轮资本开支週期（详见《资本开支：全球复苏的第三步》），未来几年相关工业金属价格中枢恐趋势上行。

其次，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直接供给冲击，供应链瓶颈问题短期內或难言显着起色。近半年来，美国洛杉磯港和长滩港拥堵问题成为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重要因素。由于堆场拥堵、进口滯留与劳动力短缺，2022年2月的资料显示，洛杉磯港船舶等待时间为25-35天，长滩港船舶等待时间为38-42天[6]。同时，加拿大卡车司机罢工抗议进一步阻碍美国关键边境运输。罢工抗议活动使美加最繁忙的贸易通道“大使桥”被堵塞，该桥承载了超1/4美加贸易总量，对美国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例如部分汽车製造商与食品供应商因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的断供已面临停产。美国供应链持续中断，极可能导致供需失衡进一步扩大，加剧通胀压力。

三、前路冷峻：通胀螺旋确立，联储退无可退

在《“大通胀”对当下的啟示》中，我们指出此时和彼时存在三点差异：1.目前工会组织规模远小于“大通胀”时期，导致工资-物价传导较为不顺畅；2.相较于彼时，全球协同生产模式降低了产品成本和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3.相较于彼时，美联储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以控通胀为重要任务。基于这三点差异，我们在上面报告中认为这次通胀重蹈70年代覆辙的可能性不大。基于过去几个月的边际变化，我们发现前两点差异正在弱化。虽然工会仍较弱势，但美国“大离职”及其劳动力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显着提升了员工的议价能力，强化了物价-工资的通胀螺旋（详见《联储加速紧缩，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此外，全球供应链仍严重受阻，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和人工成本。我们可以美好地期望美国几百万人迅速回归劳动力市场，也可以期望全球供应链短期內顺利修复，更可以期望上述的各种供给冲击曇花一现，然而这些因素政策都无法控制。我们认为政策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并强力贯彻第三点差异：大胆行动、先发制人、以控通胀为唯一任务，再次树立控通胀的信誉。

总结来看，美国60-80年代的“大通胀”主要是多重供给冲击和“双宽”的财政货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立足当前，“大缓和”时期以来鲜有较为严重供给冲击的“好运气”、和因此而相对易于执行的“好政策”可能都在成为历史。前者我们不再赘述，至于后者，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不断进化的变异毒株、脆弱性渐显的全球产业链、与日高企的政府债务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持续遇到挑战。

具体而言，宏观政策难度可能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在货币政策长期宽鬆、供给冲击再现的情形下，政策制定者对通胀前景的判断更为困难。这从去年以来美国屡超预期的通胀资料和美联储于去年底的“急转弯”中可见一斑。二是从週期角度来看，无论加息还是缩表，美联储都是寄希望于打压需求来控通胀，如何平衡通胀与增长充满挑战：货币收紧不够，通胀控不下来；货币收紧过头，经济衰退风险将提高。三是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的空间受限。疫情后美国政府债务创历史新高，在财政政策相对主导的宏观政策范式下，货币政策可能受到掣肘。即使不是出于直接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的考虑，利率上升过多会使得经济体的高债务不可持续，进而可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因而低利率、高通胀与政府高债务会互相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空间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