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证券】疫情往事，危机与复兴

两次“鼠疫”，造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的更替。

第一次鼠疫发生于西元6-9世纪，对东西方两个最重要的文明造成打击，夹在东西方之间的穆斯林，得益于所在的沙漠气候和少有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受到瘟疫的侵扰明显少于两边的强邻，他们趁机扩张，并封锁了西方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此后，由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所共同主导的中转贸易登上历史舞臺。

第二次鼠疫发生在西元14世纪，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它促进了欧洲的再生，为它在此后成为整个世界贸易的重心奠定了基础。严重的“瘟疫浩劫”并未中断人类的贸易，有两点原因：首先，东西方的比较优势有清晰的界限，并且很难进行产业的迁移，因此在东西方进行特有产品贸易的商人虽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但也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其次，在当时的认知下，中断贸易似乎不是消灭瘟疫的一个重要选项。

近代发生的8次大型瘟疫中的世界：商务和贸易总是生生不息。

和平时期发生瘟疫之后，全球贸易额占GDP比重几乎不会受到影响；贸易有所下滑的瘟疫中，也很难分清到底是由于战争、经济本身的衰退还是疫情的影响。以和平时期的1924年洛杉磯鼠疫和1930年的“鸚鵡热”为例，我们看到商业利益总是重要的，人们总是在瘟疫造成的各项约束条件下去寻找能够继续贸易的最优解。

“可比”的近代疫情是西班牙流感：贸易的保护主义时代的“教训”。

按涉及范围、病例数量来看，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是能够被我们借鉴经验的近代瘟疫。西班牙流感短期确实对贸易产生了冲击，主要体现在停工隔离使全球的生产和贸易暂停、与治疗病毒相关的原材料出口被限制，而这些短期冲击在疫情逐渐消退后也开始作用衰减。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班牙流感促使了疫后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与其说西班牙流感是“原因”，不如说它是一个“藉口”，贸易壁垒形成的更底层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试图将当时自身的经济矛盾和财政负担对外转移。

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割裂的世界仍然需要连接：

从“黑死病”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东西方的比较优势、局限的疾病认知使人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跨越国境的贸易。而当前，在分工高度细化、单个产品生产环节参与国家众多的情况下，贸易更加必要；而供应链本土化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以当前对疫情的认知来看，“隔离”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消灭疫情的方法，但正如1930年的“鸚鵡热”一样，总有方法可以满足检疫要求的同时不影响贸易。反面例子是西班牙流感后的各项贸易保护政策无效甚至具有负效果，这也许会为各国决策者提供来自历史的提醒。当下，正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在过去十余年贸易複杂度不断下降的工业国家（以美国、欧洲为代表）国內通胀创1970年代以来的新高，需要依靠贸易来降低通胀，近期的关税豁免正体现了这一倾向。未来的困惑是：从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异看似正在造成製造业大国与世界某种程度的阻断；纷争常与大疫情相伴，俄乌冲突也让能源大国与西方社会形成某种程度的贸易隔离。

谁会是新时代的“巴格达”？

“新中心”下的机会：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与构造了一个类似于西元7世纪之后东西方直接贸易停滯的环境——当时的巴格达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从中转贸易里获益颇丰。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贸易受阻，让以中间製造业主导的中国有机会以中立的姿态进行其中的斡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市场能从短期疫情防控的困局中走出，就如人类1000多年来一样，最终或许属于21世纪疫情后世界的“巴格达”正在出现。新的中心或许正在重塑，新世界下新中心的运输业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人的运输（航空、机场），货物运输（油运、干散运、集运）。

风险提示：1）疫情超乎预期发展的风险。2）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进展。3）其它未考虑到的因素：例如科技水准、政治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