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以來,穩增長政策頻出,目前總體來看,在財政、貨幣、房地產需求端的政策寬鬆力度已經跟2020年相差不大。然而,由於疫情的影響和房地產供給端的風險,政策乘數下降,穩增長的效果尚未充分顯現。向前看,隨著疫情緩解,政策發力,下半年經濟增速有望明顯回升,資本市場投資機會也更清晰。
根據預算目標,2022年廣義財政收支差額約10.3萬億元,相當於上一年GDP的9.0%,與2020年的規模基本相當。財政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增量資金基本由政府政策外生決定,每年財政能為實體部門提供的增量資金大體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政府債券融資、存量財政資金的使用、央行利潤上繳、社保基金結餘。國有資本利潤的上繳雖然可以支援財政擴張,但利潤的資金本身來自於實體經濟,只是將實體經濟中的資金進行轉移,並不提供增量資金。
►2020年政府債券發行8.5萬億元,社保基金收支缺口2000億元,合計為實體經濟提供增量資金8.7萬億元,即使考慮到潛在的結餘資金使用,這一數字可能也不會超過8.9萬億元[1],即2020年由財政向私人非金融部門提供的資金相當於上一年(2019年)GDP的8.8-9.0%。
►2022年政府債發行規模7.02萬億元,央行利潤上繳1.1萬億元,往年結轉結餘資金使用的規模2萬億元左右。考慮到今年抗疫支出較多,同時國常會已經宣佈了3200億元規模的社保基金緩繳措施,今年社保基金可能不會從非金融私人部門大幅回收資金,甚至有可能為實體部門提供一部分資金。社保基金收入中財政補貼27%、非財政資金收入73%。如果按照社保基金因緩繳政策在今年出現3200億元的收支缺口,那麼按照以上比例,社保金緩繳3200億元中有2300億元要依靠社保基金的結餘支持。這樣計算下來,2022年財政為私人部門提供的增量資金約10.3萬億元,也相當於上一年(2021年)GDP的9.0%。
目前貨幣政策的寬鬆力度總體上也接近2020年。信貸資金受信貸供給和信貸需求的影響,信貸供給更多由政策決定,信貸需求部分由政策決定,部分由實體經濟的內生決定。今年信貸供給端的政策已經相當寬鬆,1季度銀行系統對非金融部門的債券淨增加8.5萬億元、在去年同期高基數的基礎上同比多增6294億元,8.5萬億元的淨增量僅略低於2020年1季度的8.7萬億元。從資金價格來看,今年1季度金融機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65%,明顯低於2020年1季度的5.08%。量大體持平,價格明顯回落,這種情況說明信貸的需求曲線收縮,但是供給曲線擴張。在這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2021年12月到現在與2020年期間貨幣政策的對比:
► 銀行負債端成本的降幅不一定低於2020年。2021年至今累計下調逆回購利率、MLF利率10bp,雖然這一降幅低於2020年的30bp的降幅,但是央行表示存款利率改革在4月使得新增存款利率下降10p,考慮到每年新發生存款可能在50萬億元左右,10bp存款利率降幅帶來的成本節約可能要遠遠大於逆回購利率和MLF利率。
►從流動性的供應上來講,2022年供應的絕對量甚至更多。一方面,今年的基礎貨幣供應更充分,從2021年12月到2022年4月,基礎貨幣的降幅為2600億元,這一降幅要遠遠低於2019年12月到2020年4月的1.3萬億元,部分要歸功於央行的利潤上繳(2022年全年央行上繳利潤1.1萬億元)。另一方面,準備金率的下降也在提高貨幣乘數, 2021年12月至今,央行已經累計降准75bp,釋放資金1.73萬億元,與2020年上半年降准釋放的資金(1.75萬億元)大體相同。
►貸款政策利率的加權下調幅度與2020年已經比較接近。2020年1年期LPR下調30bp,5年期LPR下調15bp,加權來看貸款的政策利率下調22-23bp。2022年1年期LPR下調15bp,5年期LPR下調20bp,同時房貸利率的下限進一步下調20bp,加權來看貸款的政策利率下調18-21bp,與2020年的降幅已經比較接近。
►再貸款的額度在快速增加,疫情之後明顯加速。2020年全年提供新增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共2.2萬億元,但年底再貸款、再貼現餘額實際增加額只是9000億元。而2021年9月-2022年5月,央行累計提供新增再貸款額度1.14萬億元,其中有8000億元是4月以來新增的額度,如果再貸款能夠有效支持信貸投放,不排除再貸款額度繼續上升的可能,再貸款餘額增幅不一定低於2020年。
房地產政策方面,今年需求端的支持力度可能已經要強於2020年,甚至有繼續加強需求端支持力度的趨勢:
►金融支持方面,個人房貸利率下限降至4.25%,較2020年的4.65%低40bp。同時新房首付比已低至2020年疫情期,首套和二套房貸利率已低過2020年低點,按揭放款週期已短於2020年。國常會重啟2020年疫情期間對遇困個人房貸消費貸在年內延期還本付息的支持政策。
►因城施策方面,政治局會議支持各地從實際出發完善政策,各地五限(限貸、限購、限價、限簽、限售)、土地拍賣、人才、稅費放鬆力度已超過2020年疫情期間。但是今年跟2020年不同的是,彼時監管聚焦在需求端,而供給端監管沒有今年嚴格。目前開發商風險仍未釋放完畢,對風險偏好的提升有不利影響。
此外,政策仍有繼續發力的趨勢。5月國常會指出,要優化審批,新開工一批水利特別是大型引水灌溉、交通、老舊社區改造、地下綜合管廊等專案,引導銀行提供規模性長期貸款,啟動新一輪農村公路建設改造,支持發行3000億元鐵路建設債券,加大以工代賑力度。此外,國常會要求國家擔保基金新增1萬億元業務,分擔銀行風險,督促銀行放貸。央行銀保監會也在前不久進一步發文督促中小微企業貸款的發放。
總的來看,目前政策力度總體上與2020年相差不大。但目前市場投資者仍在廣泛地擔心穩增長政策的效果,其擔心的原因主要是聚焦在信貸的需求端以及政策的乘數效果。疫情的發展形勢以及房地產供給端的風險,可能確實對政策效果帶來不確定性。具體來看:
►當疫情仍呈局部反復的態勢時,經濟難以恢復正常的運轉,大量的經濟活動因為物理隔離的原因無法進行(包括地產的購買),自然會影響到資金的乘數效果。此外,由於疫情的發展難以預測,具備高度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在此背景下都會按照相對謹慎的方向進行決策。在此背景下,經濟總體的儲蓄傾向較高,在外觀上的體現可能是即使從財政處獲得退稅資金,企業更願意把它存起來,而不是進行投資;同樣的,企業如果對未來經營狀況不確定性,其所借資金可能更多是為了彌補當期的現金壓力,比如用於工資的發放,但工人拿到錢之後也可能選擇較多進行儲蓄。
►如前所述,房地產供給端的風險也會傳染到需求端。根據中金房地產組的統計,在房地產企業50強中,已經發生實質性違約的企業權益銷售額占到25%,債券收益率偏高、市場擔憂可能出險的企業銷售額占到25%,以上兩項合計占到50強房地產權益銷售額的50%。同樣在這50強房企中,有能力進行並購的企業權益銷售額占比為44%,幾乎都是大型國企。大型國企也面臨較強的杠杆率約束,同時也要考慮自身的健康發展,因此在收購推進上仍然較為緩慢。供給端的風險一方面壓制居民的購房意願,一方面壓制拿地與投資的增長。
綜上來看,目前經濟從處於一個資金供給比較充裕,但是經濟活動及風險偏好仍然比較低的狀態,對於投資者來說,最佳入場時點比較難以判斷。無論是地產端信用問題的解決,還是疫情的發展,二者都具有一定不確定性。房地產一方面要妥善處理房地產開發商的問題,建立長效機制,另一方面又要滿足居民的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障購房者的合法權益。疫情則更多是一個自然科學和公共衛生的問題,對於經濟學者和投資者來說,對它的預測面臨的挑戰就更大,即使是專業的公共衛生學者,也很難對疫情發展的終局給出一個確定的判斷,甚至難以給出一個較為清晰的概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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