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增长与治理并重的改革路径 和讯财经中国2024年会在京举办

12月7日，由联办集团、和讯共同主办、财经中国会承办的财经中国2024年会暨第二十二届财经风云榜在北京举行，今年年会的主题为“寻找增长与治理并重的改革路径”。本次年会汇集政、商、学、研多领域杰出的学者和领袖，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防范内外风险这一重要命题。

以有效的改革路径激发增长动力、优化治理手段

和讯网董事长章知方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外部环境变化更加剧烈、不确定因素更加复杂、不安全感还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这都将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治理带来新挑战。增长的关键在预期，预期的根本在信心。当前，不同群体对经济增长的体感差异不容小觑，各界对中国经济能否快速穿越周期的预期依然心存疑虑。这些都在呼唤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更坚决的改革方案。

“改革需要回答真问题，做真动作。人们期待改革，其实是在期待制约发展的束缚能被打破，期待影响预期和信心的障碍能被拆除。只有有了充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出作用，预期的回升、信心的回归才能自然生成。”章知方如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指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二十届三中《决定》中的一个重要新提法。这个新提法源自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深刻理解。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今后我们要面临一对同源却矛盾的关系，即社会活力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江小涓认为，处理好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目标就是要在深刻复杂的社会进步与变革中，整个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对国家在保障公民权利、提供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平安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我们往常讲的改革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之外，今后的改革还要兼顾活力和秩序。

改什么？怎么改？

谈及财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当中面临最严峻、最复杂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兼”字：在目标上，要扩需求和稳预期两个目标相兼容；在举措上，要改革和政策两个方面兼施；在功效上，要做到标本兼治。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从两个引擎相互配合的角度去讨论当下的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到改革措施，高培勇认为，首先是坚持使用化债的办法来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同时进行央地财政关系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把握好它的前行方向、将分税制落实到位，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分税制的焦点之一是“分什么”“怎么分”，即分税制不是分税收，而是分税源。

谈及社保改革，清华大学医疗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表示，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需要与时俱进，发挥矫正功能、促进功能和保护功能，即积极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还要坚持公平、效率、可持续。在此背景下，首先要保障就业优先，政府最重要要做的是创造工作岗位，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传统就业岗位下的雇主们和劳动者们怎么退出；其次，要做好医疗保障、建设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下沉，按照居住体系构建社区、医联体、中心医院“正三角形”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分级诊疗制度、构建整合型医疗模式，以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最后，是住房保障，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

谈及如何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认为，民营经济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因此它的困难不在于内生动力、不在于是否促进，它的困难是营商环境的问题，是外因的问题，所以要特别强调保护。因此，胡德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民有经济是人民经济中的一部分，其中的物权法即保护一切财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建议将民有经济的法律发条并入《民法典》；第二，企业、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盈利法人地位，它和自然人一样成为享有权利、负担义务的民事主体，因此建议明确公司、法人和自然人的法定区别，不能人格混同；第三，工商联工作的范围还有扩大的空间，例如在涉及在民营企业司法案件时，工商联组织可以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的名义有听政权和陪审的列席权。

2025年内外部压力与不确定性延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认为，当前全球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面对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2.0政策的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他指出，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上升，这对全球债券市场和利率水平有显著影响。同时，全球产业政策的增加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分裂和碎片化，这表明全球经济的韧性和健康性受到了根本性的损伤。此外，朱民还提到，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同时，未来两年的主要风险不再是经济因素，而是污染、极端天气、社会分化等非经济因素。朱民认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中，经济因素几乎不占重要性，这反映了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不确定性、政治分裂和环境挑战。

除外部挑战，众多经济学家在论坛上指出，2025年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经济学教授姚洋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政府把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促进消费上，虽然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财政压力非常大。

对于提振中国经济，要做什么事情？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认为，政策方面需要做一些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调整。第一，一定要去解决政府的债务怎么转化为家庭的资产，换句话说要通过政府的发债转变为民生的所得；第二，要让金融体系里面的内循环打破，让金融的资源更多地走向实体经济，而且要以更好的价格来走向实体经济。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明年的目标可以设定为“双五”。具体而言，一是实际GDP增长5%左右，这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二是名义增长也设定在5%的水平。我们需要通过设定合理的名义增长目标，来更好地实现有就业、有收入、有获得感的增长。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宏观经济主管胡一帆认为，按照5%的GPD目标测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增加关税到40%，可能会对中国的GDP的增长造成-0.7%到-1%的压力。因此，她建议中国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即提前制定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并给出具体的数字，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利用自身在贸易、制造业、气候和新能源等领域的优势，与美国等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易，以缓解外部压力并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