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对“壳”资源和“借壳上市”再出手,引发市场关注。在严监管的高压下,企业赴港股上市机会更显得弥足珍贵。
提起“借壳”,香港“壳王”高振顺大名鼎鼎,玩转15家上市公司控制权,把药业公司做成清洁能源,把电信企业改头换面成金融媒体,把仙股变为蓝筹,真可谓“峰回路转、移花接木、顺水推舟”财艺高超。
因为有利可图,“壳王”最后甚至把自己也卖掉。2015年,瑞东集团(00376-HK)宣布易主马云,马云通过云锋基金投资27亿港元入股,这笔交易让高振顺“壳王”生涯推上顶峰。
但是近来“高振顺”们的日子不好过了。2018年4月,港交所收紧企业上市指引,防止公司透过首次公开招股制造壳股。2018年,港交所拒绝21家申请人的上市申请,2017年拒绝5宗。
“借壳上市”是在IPO审批难、审批时间长,市场投机氛围浓重,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尚未根除等多重背景下的暂时现象。
为防止造壳或养壳活动,港交所将严格处置那些业务极少,或没有实质业务的上市公司,并阻止上市企业大幅缩减原有业务,只余下极少业务、逐渐变为上市壳股的情况。
2018年5月,港交所刊发除牌咨询总结,修订《上市规则》有关除牌条文,并于当年8月生效,通过效率的除牌程序,促使不再符合持续上市准则的发行人及时除牌,并就除牌过程向市场提供确定性。
在遏制“借壳上市”方面,港交所计划于2019年刊发咨询总结。通过刊发借壳上市咨询文件,提出在不影响发行人合理扩充或多元发展业务下,限制公司透过借壳上市将不符合上市资格的新业务注入上市壳股。
“严打之火”还烧到保荐人身上。香港证监会认为,保荐人对上市过程有很大程度的控制。若保荐人未能尽到审查义务,导致不合规公司上市,将实以情节罚款或除牌。
借壳上市受限之后,在香港IPO也变得越来越不易。
与纽交所相比,香港IPO相对较难。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需通过“盈利测试”、“市值/收益/现金流量测试”,或者“市值/收益测试”中的至少一个。
“盈利测试”一项,要求企业上一财年股东应占盈利达到2000万港元,前两年累计股东应占盈利达到3000万港元。
对比纽交所,其仅要求企业上三个财年的总持续经营业务税前收入达到100万美元,近两个财年的最低持续经营业务税前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即可。
港交所规定的最小经营年数和现任管理层在任年数也高于美国市场。瑞幸咖啡就折戟此项,以为成立仅一年,不满足香港上市条件,为此今年准备赴美上市。
这似乎跟当年“阿里巴巴香港IPO事件”很类似。当年香港上市规则中规定“同股同权”,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显然不符,而美国早有允许创业公司有独特的管理和股权结构的先例,阿里巴巴才决定转向美国上市。
此外,港交所规定,上市公司需“创造一个”公开市场,要求公众持股量必须达到25%,而美国市场只规定,公众持股量和持股市值达到某个数值水平即可,无需看发行结构。
上市规则林林总总,香港往往更繁杂。除向监管机构提交大量文件外,企业在香港IPO需至少1位保荐人,作为发行企业的代理人与监管机构沟通,协助处理IPO申请,美国则没有保荐人制度。
当资本市场IPO审核从快、从严、标准化之时,“壳”公司就没有价值,更没有“借壳”一谈了。此次香港证监会大力打击“壳”资源,甚至不惜连坐保荐人,以后企业上市请“烧香”IPO。
香港资本市场依然被企业青睐。三十年来,港股作为国内连接全球资本的一个窗口,不仅实现其自由金融港的功能,还一举成为冠绝全球的IPO一哥。
港交所(00388-HK)2018年新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新上市公司数创新高,共集资2880亿港元,成为全球市场“一哥”。
腾讯、阅文等新经济企业也成为港股中流砥柱,刷新外界对港交所的认知,吸引大批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港股市场在内地企业心中位置不言而喻。
分析内地企业扎堆赴港上市的原因,不外乎,第一、香港上市的时间可控性很高。香港上市有一套明确规范的程序,公司一般在6-12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上市的过程。
例如物美股份2003年在香港上市,整个上市过程用7个月左右的时间,赶在2004年12月11日中国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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