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就是自然亲近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这种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
我们可以把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称为商业文明的历史。从十八世纪,新的商业文明开始,到了后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升,就有了道德投资——非经济因素投资、底线投资。三重底线投资——经济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
社会责任投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越战,在美国成立了自由女神第一个互惠基金,这是第一笔社会责任投资。九十年代,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被广泛宣传,开始兴起。也就是现在ESG——E是环境,S是社会,监管就是G。ESG传入中国是在二十一世纪初。
我们成立一个中国社会责任同盟来推动社会责任。不到二十年,现在A股市场每年提供社会责任报告的超过了九百家。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ESG是必须披露的。
从1972年开始,《斯德哥尔摩宣言》,到80年生态可持续,1987年的可持续发展,1997的《京都议定书》,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宣言》,一直到2015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解决这些问题,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缺钱。解决十七个问题,新兴市场每年需要3.9万亿。我们的政府捐赠、慈善捐赠、投入只能解决1.4万亿,还有2.5万亿的缺口。
如果贫穷问题无法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一直在探讨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许多问题都是在活动中产生的,在我们高速增长的几十年,GDP上去了,但同时破坏了环境,浪费了资源,出现雾霾、水污染等等问题。
如果在每一笔投资发生的时候,能同时注意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延续性,防治比治理的成本要低得多。
注意收入分配问题要比扶贫更有前瞻性,所以产生了一种新的投资理念——影响力投资。什么叫影响力投资?一笔投资既有正面的财务回报(正面财务报表可以高于/低于/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同时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这个社会影响力对环境、对社会产生正面且可以测量的影响。而不是先把事情做好,产生问题,才发现责任问题。
这两年的增长非常快,因为需求大。从工业的角度看,这符合我们的慈善公益发展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要不断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调整公益的形式。主张以公益的理念、商业的模式、金融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向善、资本向善,正成为一种趋势。在美国15年前推出一个明晟KLD400指数,从标普500里按影响力投资的标准(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价值)排列选出400支股票。值得高兴的是在过去15年,明晟指数的收益率曲线跑赢标普500,说明即使在美国也是资本向善。
在中国也有,六年前由社会价值联盟推出的“义利99指数”。从沪深300里按“义利”结合的标准选99支股票,所谓“义利”结合是指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价值。连续五年,该指数收益率曲线跑赢沪深300,跑赢上证50,跑赢中国所有的指数。这说明在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向善也是有市场的。特别去年年底,深圳的博时基金也从“义利99指数”看到了一个机会,推出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这个产品备受世界基金和中国市场的关注。
中国对全球负责任。十九大,主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深圳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三个试点城市之一。所以这次中央对于深圳的先行示范区的授予是让深圳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先锋。
近三年中国发布了非常重要的报告,每个报告都是有内容的,并作出了扶贫攻坚的重大使命,这对全球反贫困斗争的贡献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而且贫困发生率到去年已经由5.7%下降到1.7%。扶贫重在教育扶贫,才能根本扶贫,所以教育很重要。
碳排放方面,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3.0%-4.0%,而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这个数据是上升的。
中国的企业家也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前年五十多位中国企业家发布社会企业家的倡议书,要做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要做社会价值的创造者。
中国的企业家在过去创造财富,令世界瞩目。但今天,光创造财富没用,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是土豪,所以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道德的高度上,站得更高。我们要弘扬企业家精神,特别是深圳的企业家,某种意义代表了创新、未来,深圳本身就是企业家的摇篮,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新的发展理念是非常重要而必须的。
面对人类的危机和挑战,我们深圳的企业家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不但追求经济效益,也要努力实现社会价值;不光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更要推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不仅要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还要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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