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多地逐渐受控,人们亦开始将注意力从与病毒相关的资讯,转移至经济复苏问题以及疫情后的新常态。香港赛马会芝加哥大学袁天凡、慧敏校园(芝大香港校园)现提供相关的专家分析和见解。
随着全球大量新冠病毒患者涌入医院,疫情暴露了不少国家医疗系统的弱点。各国政府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吗?他们或可参考香港的情况。一项有关2003年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爆发前后的研究发现,即使空气污染水平基本上维持不变,但由严重空气污染引致的心肺疾病死亡率在疫情后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香港能够成功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医疗系统在经历03年SARS一疫后作出重大的改进,包括改善了深切治疗病房及传染病控制措施、启动大规模的员工培训计划及加强社区服务等。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EPICChina)研究主任何国俊表示:经过改善后的香港医疗系统,除了在疫情肆虐期间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上的影响亦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研究空气污染这个隐形杀手时更能充分体现得到。
香港的空气污染问题毕竟十分严重,但为何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仍是世界第一?我们发现,这是因为他们在香港能得到较佳的医疗护理,他们即使突然患上一小时内足以致命的心肺疾病(如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等),很多时都能及时赶到医院,并在优良的医疗设备下接受治疗,成功地化险为夷。
何主任和研究团队发现,即使香港的空气质素在沙士后没有明显改善,但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心肺疾病死亡个案数字却有所下降。在沙士爆发前,空气污染指数每增加10个单位,心肺疾病死亡数字便会增加了3%。但在疫情后,即使空间污染水平上升幅度相同,相关的死亡个案却减少了。若查看较近期的数据,相关的死亡数字在统计学层面更显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其他可能会影响心肺疾病数字的因素(例如少了人吸烟、或更多人戴口罩和用空气净化器)基本上保持不变。
此外,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不少公司一直在实施遥距工作政策,允许员工在家工作。虽然数码科技使我们能够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工作,但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的助理教授LindseyLyman却认为这种工作模式也有颇大的代价。
Lyman认为,遥距工作有四大负面影响,包括:一、工作效率—在家工作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从而影响效率;二、职场上的人事关系—上班一族很难与自己不常实际接触的人建立起信任;三、失去精力和缺乏推动力—我们需要别人实体地给予回应和确实的支持,这些都是我们在家工作、远离同事时无法获得的;四、心理和身体健康—长时间只对着电脑屏幕会有损身心健康。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副教授PaulPoast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国际体系的弊端,加速了联盟组织、机构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
在一系列短片中,Poast探讨了疫情如何加速国际关系的变化,并指出很多国家都只各自为政,没有共同解决危机。他认为在未来数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多转变,包括中国会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地宣示自己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位置,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将会撤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机构。
此外,新冠病毒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潜在影响开始浮现,这或会对未来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Poast说,随着有更多证据表示各国需要在政治层面一起同解决问题,而非单靠科技发展,美联储的影响力可能会在全球持续增长。
疫情肆虐,贫穷国家正陷入偿还债务以及为国民提供紧急医疗的困境之间。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谢长泰建议暂停一年的债务,使这些贫穷国家能更专注抗疫。
谢教授表示:如果全球所有的放债人同意因现时的紧急情况而停止追收相关债务,贫穷国家就能够利用这些资源为国民和医疗系统提供紧急援助。待情况缓和了,这些国家就可继续偿还他们的国债,而毋须进行任何债务重组。尼和马来西亚等地虽然受到新冠病毒的严重打击,但仍具有很大的韧性、经济活动和社会资本。」他认为应该给这些经济体一个经济复苏的机会。
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全球各地都实施社交隔离措施,在网上互动交流似乎已成为新常态。在芝大香港校园呈献的100YearLivesinAsia(100YLA)网上对话系列首集内容中,芝大社会学教授KathleenCagney、芝大城市社会学教授LindaWaite及香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田晓丽探讨了如何由线下转为线上进行一般的社交活动。
田教授表示,即时通讯应用程式上的群组聊天能帮助跨代家庭保持紧密联系,而LindaWaite教授则在对话中解释了一些网上宗教服务(例如葬礼)如何帮助大家在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亦能维持亲密关系。此外,教授们亦在全球大流行的不幸中看到好的一面,认为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仍然可以扩阔他们的社交互动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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