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球大变局之年，我国也因此面临三道坎：一是继续经历着阶级转换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三是突袭而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贸格局。
但我国承受住了巨大压力，防疫抗疫取得明显成效，内需增长取得佳绩，对外贸易逐步恢复，经济发展有目共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GDP达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预计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20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年会的主题活动上，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金海年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等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发表了演讲，共同探讨经济供给以及宏观经济形势。
“卡脖子”成为近年来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华为被美国“卡脖子”，正是反应出我国在高端芯片等方面受制于人的现状还未从实质上得到改变。
对此，清华控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金海年一针见血地指出，“卡脖子”问题的经济学本质就是源于垄断，从经济学定义看，垄断就是：“需要，且难以挑选或替换”，所以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经济学方法，就是反垄断。
在金海年看来，垄断有利有弊，垄断存在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垄断有规模效应，有利于提高服务效率，更容易统一产品服务的技术、贸易等行业标准，让消费者更加便利；二是垄断者有更多利润，可以更多考虑长期效益和全局利益，可以更从容进行基础研发，有利于长期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三是监管对象较少，可以降低政府监管复杂性，从而降低监管成本；四是本国垄断可以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垄断也有四点坏处：一是对消费者，垄断可能额外抬高价格、减少供给量，使人们无法最低成本、最大范围的享受商品服务；二是对其他企业，垄断者可以低于成本倾销或恶意并购，以不正当竞争挤垮竞争者，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也同时造成就业机会低于应有水平；三是对政府和社会，垄断者缺乏创新的动力或将创新成果替代老产品应用于市场的动力，阻碍了创新进步；四是国际垄断可能损害国家经济甚至是主权利益和国家安全，产生“卡脖子”问题。
金海年认为，对于企业来讲，竞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差异化，差异化竞争的成功结果就是实现垄断，这几乎是企业发展的必然倾向。创新带来的新垄断也淘汰了大量的旧模式的企业，不见得所有的垄断淘汰，所有的企业破产都是坏事。
金海年总结称，反垄断往往不是针对垄断地位本身，而应针对造成坏处的垄断行为。反垄断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垄断企业搞垮、搞死，或者简单的罚巨款，而是给众多后来的中小企业以竞争成长的机会，给进一步创新、颠覆性创新以尝试的机会，给更多人群享受创新成果收益的机会。因此，垄断是否应反的判断标准就是：一、看垄断行为是否抑制了创新，是否抑制了创新的普及应用；二、看垄断行为是否抑制了中小企业正当的参与竞争的机会；三、看垄断行为是否不合理抬高了消费成本和消费普及。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垄断的问题，金海年认为解决“卡脖子”难题的表面是自主研发关键技术，本质方法还是进行打破国际垄断的制度改革。国际垄断有三个环节：科技垄断、资源垄断和规则垄断。我们要建立反垄断执行的保障能力，要深度参与、创新、直至主导国际专业联盟/标准/规则体系等话语权体系，从国内庞大市场的利益吸引力转型到全球基础创新源泉的科技垄断与掌控能力，并建立强制保障手段和国际执行合作联盟，根据全球科技、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持续改进反垄断法制体系。
“‘卡脖子’问题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需要以“卧薪尝胆”的心态、以长期发展的耐心和决心加以对待，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科学精神进行分析和制定对策。”金海年表示。
华软资本集团董事长王广宇在会上表示，“十四五”规划需要抓住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些新特点，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前瞻性地谋划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科技创新，民生改革，法治化建设这些事关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结构性问题；
二是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决策，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以营商环境的打造作为重点，淡化行政干预；
三是在当前特殊的国际国内局势下，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智慧外脑的作用，坚持开门规划，汇智汇力，抓住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抓住产权保护，法治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这些关键点，反对垄断，解放思想，为打造自主、可控、高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多做一些贡献。
对于疫情之下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趋势，王广宇认为，信息技术已经从广泛普及进入到跨界融合的爆发期，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基于数据算法系统和平台的商业解决方案，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基于数据、众包、人工智能、决策支持驱动的一些新机遇。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就是无限供给和无边界性，平台战略、加强学习研究、重视思想开放和思维创造，正在成为席卷全球的一场革命。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会中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有首屈一指的成长性，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都还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在配套改革中比较好地匹配上法治化、民主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潜力和红利将极为巨大。
在回顾这些思想解放历程后，贾康认为，一系列思想解放引出的认识升华，形成了对现实生活中由思想解放而带来的可以推动生产力解放的重要精神作用与文明进步的力量。现在是由思想解放推及“思想市场”概念的冲关期，一层面应该紧密结合于“思想解放”，“真理不怕批评”，决策的“兼听则明”，学术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这些联系认识思想市场概念的制度和规则建设，必然内在于法治化、民主化和“走向共和”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的历史进程。
另一层面，社会科学的思想市场必将对接思想、智力成果的“购买服务”，智力产品的市场机制，各级政府、企业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有需求，希望得到思想和智力成果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有必要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接市场机制。
“中国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要冲出一条血路要冲破重重围堵。”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
她认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是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最具潜力的增长动能，特别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的转型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数字经济潜力的大市场，但在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话语权和制度设计方面，我们在全球国际舞台上确实是处于一个落后者的角色。而美国和欧盟处于第一梯队，以ZCT部分为主的数字交付的出口规模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而中国、印度、日本可出口的数字化的部分实际上只有一千多亿美元，属于第二梯队。所以，中国在数字贸易未来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巨大的空间。
张茉楠认为，数字贸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量之争，围绕着规则博弈，特别是话语权的主导。中国是以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为基础，而美国是为了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扩张和它的数字霸权扩张，所以形成了国际舞台上两套利益价值体系或者博弈的立场。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缺乏整体的数字战略和数字治理立场，在监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对外谈判的立场方面，中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空白和制度供给空白的发展阶段。而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国内的治理和国际规则形成严重的背离，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也是一种重大的制约。所以，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第一是要部分融入，第二是要设立自由贸易区和相关自由贸易港这种制度创新的高地。
对未来五年财政收支形势的判断，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认为，需要研究一些新的财政增收的方式，比如数字经济、清理税收优惠等。
冯俏彬表示，全球经济疫后将出现“三低一高”，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个特征基本不变。从经济结构看，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占比将持续上升，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以内需为基点的战略成为共识。
他认为，一些积极的因素未见得在“十四五”短短的五年期间在财政税收制度方面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和服务业上升不一定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需要经过比较缓慢的制度转换。但财政支出速度永远是GDP的增长速度，2020年1-11月虽然GDP已经全年回正到2.3%，但财政收入实际是负增长5.3%，财政支出收支之间的缺口反而在扩大。
为此，中国财政学会对“十四五”期间财政收支形势进行了几点预测：
第一，税制不变的前提下，收入速度可能一直低于GDP增速。
第二，如果支出结构不变，或者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支出速度会始终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第三，债务可能继续增加。
第四，财政的可持续性和财政安全面临压力。
冯俏彬认为，“十四五”期间财政治理基本的框架，一要树立新发展格局下财政发展的新理念，包括安全财政、功能财政、绩效财政和整体财政；二要加快研究一些新的财政增收的方式，比如增加数字经济方面的税收、清理税收优惠以及调整收入结构、收入方式和收入来源；三是加快推进、落实现代财政管理方式；四是赤字管理；五是升级地方债务管理。同时还要推进一些深层的制度建设，核心的问题是税制转型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重要阶段，中低收入人群是我国重要的关注对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20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年会上表示，2020年我国有832个贫困县的帽子全部摘除，现有绝对贫困问题按照现有标准下全部消除。
但根据马晓河的计算结果，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世行规定在10美元以下的人口是1.69亿人。农村到2019年有4.4亿人还属于世行规定的中低收入人群，其中有2.2亿人属于每天每人收入低于4美元的。所以马晓河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农村有80%的人口属于世行规定的低收入人群，城市有20%的人口属于世行范畴的中低收入人群。第二，目前农村有2.2亿人每人每天收入低于4美元。第三，全国目前按照世行标准低于10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共有6.1亿人。
对于为什么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已经跨跃到中高收入阶段中段的右侧，十分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中国还有如此之多的中低收入人群，马晓河认为有几点原因：
1、2010年，中国跨进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低，导致城乡居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入围”中等收入群体的进程大大放慢，特别是农村中低收入人口，入围的速度大大放缓。
2、在中等收入人群中，农村占72%，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农村经营农业，另一部分人口进城打工。在农业领域里，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业收益率下降，成本上升，不利于农村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改变身份。
3、产业结构变动对中低收入者就业也带来了冲击。从2014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用工人数变化可以看出，在过去五年时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用工人数净减少2048万人口，其中减少最快是外资港澳企业，减少了724万，其次国有控股企业，减少420多万，最后是私有企业减少近260万。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马晓河认为有四大因素。第一，在现有条件下，有一批制造业在向东南亚转移。第二，中美贸易战导致国际需求下降。第三，工业资本深化，特别是智能化改造，导致工业企业的就业需求量下降，资本密集度提高，都会导致工业领域外来打工人口的就业进一步减少，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很难改变中低收入者的身份。第四，城镇化进程放慢收窄了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的空间。第五，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的基础性制度性安排改革不到位，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有财产性收入制度等改革都明显滞后。
为此，马晓河提几点建议：首先建议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实行两个十年倍增计划。即第一个是中低收入人群十年收入倍增计划，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翻一倍；第二个是中等收入人群十年翻一倍，两个十年倍增计划可以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建立橄榄型社会形成强力支持；
第三，建议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就业专项工程，实行就业技能培训扶助政策；
第四，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的“两个全面”政策。“两个全面”政策是2019年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文件规定300万建成区人口及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300万到500万建成区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500万以上的要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另外，还要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摊机制；
第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都要加快步伐，还有土地制度改革要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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