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论坛主题为“加快全面数字化，驱动全面现代化”的2021年第一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论坛主要聚焦于数字化经济、现代化建设、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等热点话题，参与发言的专家包括贾康、周天勇和黄剑辉等。
在会议主题演讲中，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经部原财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重点谈到了他对财经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和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方面的基本看法。
贾康表示，一季度经济数据完全合乎原来的预料，今年二三四季度会逐步下降。2020年和今年一季度数据相结合后与2019年相比，年均增长速度是5%，预示着年均化速度还有提高的空间，中国的复工复产正进一步按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运行。
贾康指出，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发展正日新月异，特别是人类在人机互联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我们有若干数字化平台头部企业在海内外都取得了影响力。但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数字平台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要解决在运行中间出现的一些偏颇，比如二选一被认定为垄断，纠偏的同时要进一步的推动中国本土数字平台企业创新的潮流。数字化财经税收管理，推进财经作为基础和重要支出来服务和打造数字化的政府管理和政府治理，这是机遇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
人类社会发展时代特征和生产力，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时期时代，到信息时代，这是第一列。第二列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勾画不同时期传统的生产力要素里人类运用工具的进步，运用这种工具可以做的更加升级的开发。第三列是这样的发展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变化。我们目前的生产力已经推到半导体概念之后的移动互联、万物互联、智能化、共享经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特征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在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成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
贾康认为，我们有新经济的后发优势，也要警惕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视角可能出现的“后发劣势”。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还要注意渐进改革路径依赖情况之下可能有一种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
在中国现代化历史命运中唯一选择就是认定唯改革创新者胜，在改革的深水区，制度创新要承担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巨大潜力空间的龙头作用，从中国的转轨视角上看，制度高于技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处理得好，中国继续超常规式的发展完全有客观条件，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中国会以中高速，也就是比美国高1倍以上的速度，比欧洲和日本高3倍以上的速度成为发达经济体。
对于财经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发展方面的人才需求，贾康认为至少三大维度：
第一个维度，政府财经管理部门要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第二个维度，企业和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发展。以新基建为支撑是有可能再上台阶的，新基建就是跟数字经济发展支撑。第三个维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贾康表示，人才需求至少有三大类型：创新型人才；成果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中国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会纳入这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从规模上来说是从成亿人的底座，到百万人这个数量级的中层，再到最高端领军人才，我们都不能少。
贾康认为，在现代化推进中，财经数字经济人才大军的培养，要把中国的国民教育与职业教育进行培养。要在多样化的人才培育方面消除有明显偏颇的国民教育，不能忽视职业教育。我们的数字经济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限于院士、教授这样的高端专家，上下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无不需要掌握数字经济技能的从业者。怎么样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就是在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中间，要尽一切可能，卓有成效的培养出数字经济人才大军，这是我们当代教育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任务和使命。
为此，贾康提出五大建议。
第一，在支持数字经济人才的过程中，要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深化配套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应该动真格，推动我们的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推动科研体系更好遵从科研规律，适应现代化需要。
第二，在我国的本科研究生，还有中职、高职这种职业教育不同层面上，要积极丰富和数字经济有关的专业，计算机科学的原理到硬件、软件、维修操作、网络服务、相关对象领域，比如特定的制造业对应到农业、矿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等，要更好的丰富学科，培养适应人才。
第三，在“有教无类”的广泛性上要加入因材施教的针对性，要及时发现天才的苗子，不论是神童还是大器晚成者，只要表现在某个阶段上，他的潜力突然发现了，释放出来了，特别优异就应该推荐升级进修。
第四，国家财经部门对于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和培训的支持要进一步强化和优化，结合重点攻关项目，结合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新型举国体制事项上面，并考虑机制上面要加上创新，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放大作用。
第五，结合“新基建”和相关的综合开发，对接到PPP等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创新，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开办教育机构，开办培训机构，组织教育培训活动，支持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和涌现。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表示，我国今年和2019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速5%左右，比2018年之前的增速还是偏低的。
面对偏低的增速，同时又要加快实现现代化进程，财政政策今年赤字率3.6%降到了3.2%比较稳妥。他主张货币政策基本上应该大体保持2020年的力度，因为2018、2019年去杠杆背景下，货币政策有点偏紧，应该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松紧适度的基调，将M2的增速保持在10%左右，从而适度压低市场利率。因为中国以生产为主，让企业增加资金的有效供给，使广大的工商企业获得的利率适度的降低，从而降低财务费用，比较适合中国市场的特点。
黄剑辉认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关键是“数字化”三个字，中国能不能迈向发达国家，超越欧美，关键在于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实现数字化的进程。“十四五”和未来一段时间，是数据生产力的崛起，数据成为主要生产力的动能，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数字生产力同时也需要有新的生产关系来治理。
展望未来，其他领域也需要加快数字化，比如金融数字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是“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开启了现代化的新征程；在供给需求生产消费，国际国内方面也都呈现了新的格局，以国内消费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
关于数字化的特征表现，黄剑辉认为体现在八个方面：创新驱动、普惠协调、多方协同、安全可靠、以大众为重、开放共享、竞争有序、智治善治。
在“十四五”的背景下，我们金融行业如何加快实现数字化？黄剑辉认为，在金融领域，要引入有效的制度供给，转变监管职能，从而打破供给的意志，优化供给结构，提高市场效率。从引入有效制度、改善供给制度入手，并从监管、供给、需求三个方面发力来实现联动，才能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
黄剑辉表示，有了制度环境后，具体金融改革的运作还是要回归金融的本质。回归以后，在数字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需要在金融行业引入平台战略，实施平台化管理，才能打造一个未来型的银行、智能型的银行和数字化的银行。
黄剑辉表示，“我们就金融行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进行了系统研究，2020年研发了一个21世纪新型数字化平台化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跟目前的上交所、深交所有本质不同，主要是归纳几个方面：
1.未来型的数字化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公司化的，而现在的上交所、深交所是会员制的。
2.目前券商、律所、会计师等中介机构都是受一个准备申请上市的企业的雇佣。我们建议未来要颠覆这个模式，就是改为由公司化的交易所，就像滴滴打车负责聘请中介机构，代表股民去审这个上市公司，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假报表、假审核的问题。否则的话，一个准备上市的企业，他自己去聘中介机构来去审核这个报表，从制度安排上，是有根本性的缺陷。
3.我们建议构建一个保险池，准备上市公司申请一个信用保证保险，从而由交易所构建一个保费池，作为股民有损失的时候一个弥补。
4.整个涨跌停板不是按照现在上交所涨10%，跌10%，不管任何企业ROE本身的高低都按10%，而是按照不同的企业他的ROE，PB、PE再计算出来他持股的分红股息率以后，不能低于同期的国债，作为股价的一个涨停板。
5.准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要用自己的房产来进行质押。作为对自己的一个申请上市公司的资信的一种保证。”
黄剑辉指出，通过这五条防线，来构建一个全新的滴滴打车式的资本市场，从而实现优质民企都能很好的上市，让天下的民众都能分享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一个新型的资本市场是有高效率、高质量、高收益、制度成本低、交易成本低、投资风险低的特点，用新的思路、新的定位、新的技术、新的体制机制，从而实现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法制化。
在融资方面，银行也要构建一个区域性的基于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的信贷市场。其实就是放大版的蚂蚁金服，把蚂蚁金服这种做小微信贷的技术应用到大型银行，供给端是各类商业银行和融资机构。需求端就是广大的民营企业，同时构建辅助性的增信机构来做支撑，实现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运作，把蚂蚁金服这种技术引入以后，放大版的由正规军做，从而促进传统金融也能实现数字化、平台化运作。
农村金融方面，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农民个人金融需求，这样一个“三农”的需求，构建一个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信社、邮储、政策银行、农发行、大型的商业银行、非银机构，整个构建一个新型供给段，中间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产品，数字化的技术平台作为支撑。
这三个方面，数字化的资本市场，数字化的信贷市场，加数字化的平台化的农村金融，构建一个覆盖广大的中国的城乡，资金的短缺方和资金的盈余方都能通过高效的数字化的资本市场，数字化的信贷市场来实现很好的多对多地匹配，从根本上破解筹资难、筹资贵、融资难、融资贵这样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表示，“我国今年1季度GDP实现了18.3%的增长，全年的GDP增长速度，我们还是会调高到8.9%。”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在今年第一季度取得较强的反弹，周天勇认为有四个因素：一是从波动的技术性分析看，主要是经济下落幅度大后反弹力度也大；二是对于疫情，中国采取了先控制疫情、再恢复生产的管控，其他国家采取了先群体免疫、再自然恢复的策略。现在看来，后一种方式先期成本似乎很大，但实际经济恢复较快。三是中国GDP服务业比例为55.4%，工业近38%，农业6.6%，疫情对工业和农业以及服务业比例影响较小，而对服务业比率在80%左右的欧美日经济影响较大。服务业，不仅仅是商业旅游等业，最重要的是影响了物流业。对这此国家的工业生产的产业链条发生了断裂的影响。而群体免疫，使在产业工作的工人就业也影响不小。四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疫情需要相关物资的生产短时期供应紧张，世界许多需求面向中国，中国也因门类齐全、分配协作产业链紧密，出口一季度强劲增长49%。当然，也有去年基数低的反弹因素在内。
周天勇表示，从最基本的增长潜能看，我们需要从改革寻找增长潜能。我们已经到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的改革阶段。其实最大的体制转轨国家就是中国，剩下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现在来看，我们从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耦合的情况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所有制与市场化运行的耦合还可以做到基本能够运转。但是，现在主要扭曲和摩擦在于土地国和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运行在安排的土地所有制内部结构上还是有摩擦。
周天勇认为，我们是先从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释放，即市场部分发育和壮大；后是从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和胶着；最后是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大体在5年左右，最长的10年内都完成了。但是我们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用了42年，再完成第三个并轨阶段，可能还需要15年。
所以，中国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应用上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对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口、经济规模和国土最大和特大国家；一个最大规模的二元结构的国家；以及一个特别长周期的二元体制转轨过程国家。
为什么要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是因为计划体制配置要素的利用效率很低，所以要转轨。俄罗斯、苏联为什么支撑不下去？就是其经济效率太低。当然，有一些追求利益的经济主体还可以纠正这个二元体制的许多扭曲，但是相当多的扭曲是不可纠正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有一些可以纠正，有一些不可以纠正。不可以纠正这部分造成各种要素的闲置和低利用，形成不同规模的体制扭曲性剩余。比如，2020年国有企业里有244万亿资产，债务资产净利润率0.6%，权益资产净利润率1.46%，你用他的资产和全社会平均净利润率为5%，就可以反推到底闲置低利用了多少资产，体制扭曲性剩余规模为82万亿元。
我们以上面这个框架做了一些计量和计算模型，这个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越扭曲，就形成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要素。你的体制扭曲要素剩余量越大，产出越少，要素剩余量越少，就越达到潜在产出，这就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
中国的改革逻辑是什么？周天勇认为第一个是时间逻辑，阶段从一元先到二元，大概20年左右，然后二元并存胶着大概20年，一直到现在；如果二元体制继续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估计还得15年。第二个逻辑是什么呢？先改革实现了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固定资产开始有偿使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流动资产改拨款为贷款，1990年建了两个交易所，整个资本市场的框架虽然还有歧视，可能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配置的市场化基本上解决了。
第二，劳动力要素配置市场化，第一个时段开始农民大量的出来到城市和工业，肯定是市场化的，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选择，工资定价肯定是市场化的。到第二个时段就是20世纪国有企业90年代的下岗分流再就业，国有企业原来一亿多人，去年2020年剩下700多万人。整个劳动力市场化现在已经基本完成。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比如户籍制度。
最后是土地，土地要素基本上没有市场化，没有货币化，没有资产化。垄断性拍卖的那些土地行政垄断性市场化了。所以，最近发布中央国务院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文件中，要素排序上第一条都是土地要素市场化。
但是，可体制扭曲纠正和不可纠正，它和要素的特性很有关系。劳动力个人所有，在中国有些资本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国有。唯独土地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当然，要坚持土地的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特征所决定的。但是，公有制的实际形式和内部结构是可以按照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能运转的要求去安排。最关键的是，土地使用财产权一定要可交易，可抵押，这是市场经济能够运行是最基本的要求，要不然没法运作。
我们发现改革的曲线增长，TFP增长曲线是这样的，“倒U”，或者“倒V”，但是GDP的增长曲线几乎一个平线。而且算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也是这样。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周天勇表示，“我们最近用一个办法对它进行了分解，到底它给中国这么多年来创造了多少，从哪儿来的？发现只有1/3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2/3来自于改革，我们正在用一种方法试图进行剥离。而且我们从国际上比较，比如欧洲大概30年中它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几乎是一个平行线，0.9%增长率，美国大概是1%，日本只有0.7%。最好的韩国只有1.6%。中国大概3.1%，就是1970-2012年，也就是说两个百分点来自于改革，改革的TFP增长线是“倒U型”的。”
这是美国研发人员的增长，是指数型的，但是TFP的增长，几乎是平行的。所以，琼斯就说，全要素生产率在欧美1980到2000年中，根本就没有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未来劲获得新增长的潜能，是放在改革上，还是在广义技术进步上，我觉得要冷静。当然，我不是说教育、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发明、新技术产业化等等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我个人呼吁，一定要改革体制，加大技术进步的投入和产业化。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梗阻是什么？一是经济增长方面，土地体制扭曲的负影响最大；二是均衡增长方面，土地财政高房价对收入分配-支出-消费流程的扭曲，对消费需求影响最大；三是安全增长方面，高负债、多货币用什么信用保证和货币之锚，土地不让它交易，就不是资产，你稳定货币的就是个城里的房子，这东西能不能稳定住？我们测算，土地少部分资产化肯定要崩盘，一半资产化，可能崩盘能延续，全部资产化，我觉得中国有高负债和发行多货币的能力。
我们估算，估算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潜在经济增长，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2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调节水资源分布、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25%或3.8%；（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总之，城乡土地、户籍和国企业改革，是未来三个攻坚的部位。
作者：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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